《飞越疯人院》疯癫叙事背后的现实喻指
[摘 要]影片《飞越疯人院》是表层叙事喻指现实的典范之作，其多重隐喻体现在影片叙事的背景设置、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各个层面。本文借助弗莱的整体性文学批评架构，在考察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语境及文本作者、电影导演个人轨迹基础上，分析影片中丰富的隐喻。研究发现，影片隐喻的现实所指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自由和个性的呼唤;对精神病院管理制度和临床医学体制的抨击;反体制，反权威以及反霸权，反专制。
中国论文
[关键词]《飞越疯人院》;隐喻;整体性文学批评;反体制
影片《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又译《飞越杜鹃巢》，改编自美国作家肯?克西（Ken Kesey）的同名小说。小说发表于1962年，是美国60年代反传统、反体制的发声之作，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同被称作美国“垮掉一代”的文学圣经。（吴永强，2014：145）1975年，原籍捷克的米洛斯?福曼（Milos Forman）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在影像世界再造了原本的独特经典地位。影片使这位流亡欧洲而后辗转赴美的“捷克新浪潮”战将扬名国际，而米洛斯?福曼的特殊经历也为深层解读影片内涵提供了新思路。
该片一经上映就赢得了观影者的普遍好评和影视批评界的强烈关注，并于次年斩获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在内的5项奥斯卡和6项金球奖奖项，可谓商业成功与艺术价值高度融合的典范。《飞越疯人院》是叙事喻指现实的经典之作，其多重隐喻体现在影片叙事的背景设置、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各个层面。可以说，表层叙事与隐身其后的隐喻世界并行不悖、两相呼应，这种叙事与隐喻间的无缝衔接与巧妙融合构成了影片的独到魅力，体现了文本的独特艺术审美，极大地升华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一、隐 喻
亚里士多德最早关注到“隐喻”（metaphor）的诗学价值，他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rhetorical device），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类比（analogy）。（吴永强，2014：146）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继承了“隐喻”的修辞学和诗学内涵，又在其阐释中融入了人类社会学新解。他说：“个人的思想和观念的世界与他的视觉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我们语言中关于思维的几乎所有表达，从希腊语的theoria起，都与视觉的隐喻有关联。”（毛宣国，2014：91）对于弗莱，隐喻不但是一种文学语言和叙事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除此之外，弗莱倡导整体性文学批评，他极为重视隐喻的创造性特质，（郭琳，2011：125）故而否定那种将文学隐喻概念化的做法，提倡在鲜活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理解和创设隐喻。本文借助弗莱的整体性文学批评框架，依托小说原本、电影剧本创作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参考作家和导演的个性化经历及思想倾向，尝试解读影片中丰富的隐喻，以期做出符合时代背景的客观阐释。
二、影片中的隐喻叙事
影片中的多重隐喻体现在表层叙事的各个层面，背景设置、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各维度都呈现出深刻的现实喻指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下文就一一展开论述。
（一）背景设置
故事的场景设置在疯人院，这里包括两类人：代表权力机制的医生护士以及代表被统治者的精神病患。可以说，这是一个极简化的社会对立系统，喻指现实中统治与被统治、体制限制与服从体制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疯人院内部的陈设无疑也巩固了这种意象，门锁紧闭的大门、重重设置的栅栏、方方正正的铁窗、按点响起的音乐、到时配发的药剂都在诉说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体制的不容反抗和制度的机械刻板。
（二）人物塑造
小说原本和电影剧本的隐喻特色在人物塑造方面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大护士拉奇德的脸上永远挂着一成不变的僵硬微笑，白色护士服熨烫得硬挺板正，不见一丝褶皱。她按时间要求病患服药，到时间命令病人放风，甚至定时打开音乐，并固定在某个音量。她总是礼貌冷漠，坚定地拒绝一切不合规矩的行为。大护士拉奇德本身就是“规矩”，她的规矩不容更改更不由反抗。在墨菲来到之前，拉奇德是疯人院的绝对权威，身兼体制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而她的名字Ratched与ratchet（防倒转棘齿）同音，（张涛，2010：132）恰恰隐喻了体制的顽冥不化和不容侵犯，可谓一语双关。
麦克?墨菲是天生的叛逆者，追求个性自由是他的天性。他因为厌恶监狱的体力劳动假装精神病人来到这里。他到来后，原本风平浪静的疯人院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作为一个外来者和未受体制奴役的“正常人”，他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所在。他反对拉奇德对病人的隐私穷追不舍，他维护病患的尊严，他怂恿病人以民主的方式要求自己的权利，他甚至将病人们私自带出疯人院去享受自由天地的正常生活。在与大护士的一次次交锋对抗中，墨菲唤醒了病人们对本就属于自己的自由和个性的渴望。墨菲不是诞生于体制内部的叛逆者，他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鼓舞和激励。他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体制对个性、自由的剥夺，他的意义在于鼓舞人们去追求自由、突破体制、反抗权威。小说和影片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起到的作用也恰如墨菲本身。
酋长是一个身材高大、面无表情、沉默不语的印第安人，他不参与疯人院里的任何活动，不与任何人交流，也从不流露个人感情。对于疯人院的其他病人，他就像一具行尸走肉，可有可无。酋长的土著形象喻指人的本真面目，他们受困于体制、对现行体制不满、对自身在体制内的定位茫然，面对体制的权威和压迫，他们只能选择“失语”。但来自体制外的墨菲打破了僵局，他的一次次反抗给了酋长启迪、思索和勇气，最终，酋长以墨菲渴望的方式逃离了疯人院。酋长是体制内部那些接受启蒙、最终觉醒的叛逆者，他们对体制不满，最终逃离体制去找寻本真的自由状态。
（三）情节设计
片中丰富的隐喻也体现在叙事框架的整体建构上，多处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情节都有丰富的现实喻指。来看其中一个场景：棒球锦标赛举行在即，在墨菲的极力鼓动下，病人们纷纷要求大护士打开电视观看比赛。拉奇德先是以时间不符合医院作息安排为由拒绝，接着又以虚伪的假民主方式同意病人投票表决。当墨菲终于说服酋长举手同意时，拉奇德又以时间已过为由否决了投票结果。观看棒球比赛对拉齐德并无任何不利，只是因为冒犯了她的绝对权威便遭到了彻底拒绝。在此，大护士拉奇德的霸道、专横和虚伪尽显无遗。而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当时美国“民主”*治制度的缩影，所谓的民主抉择只有在符合当权者利益时才会被予以通过。 片中另一处场景中，墨菲将疯人院的病人们偷偷带上公共汽车，开至一处海港码头，阳光下，大家钓鱼、饮酒、谈笑风生。精神病人们一改往日的萎靡不振、浑浑噩噩，在铁锁高墙外的自由天地里神清气爽、乐观开朗，如正常人一般并无二样。墙里墙外如此巨大的反差不禁引起观众深沉的反思：以封闭式严格管理为代表的体制禁锢对于人性到底是一种治愈还是残害？对于这个问题，小说作者和电影导演的回答无疑更倾向于后者。
如果将病人们偷偷带出疯人院去享受正常人的幸福生活尚是麦克?墨菲对体制的隐蔽性叛逆，圣诞之夜的情节则是明目张胆地对体制宣战、对权威挑衅。圣诞夜，业已决定逃离的墨菲将两个女人带进了疯人院病房，与世隔绝的精神病人们对她们的到来兴奋不已。墨菲甚至还成人之美，将精神病人比利和她的“爱人”送入洞房。拉奇德得知此事后大怒，她以犀利的言语羞辱比利，直接导致比利自杀。本已打算离开疯人院的墨菲因为比利的死与拉奇德发生正面冲突，他掐住拉奇德的脖子发泄心中的愤恨。然而，拉奇德没有死，墨菲却被医院残忍地执行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变成了毫无反抗意识的准“植物人”。圣诞夜风波之后，打着石膏的拉奇德依然敬业地带着一成不变的笑容、穿着无一丝褶皱的护士服来到病房，如往常一样管理着重新恢复平静的精神病院：病人们依然按点吃药、音乐照常如约响起。故事发展到这里，蛮横的体制再一次大获全胜，叛逆者又一次一败涂地，悲观主义跃然屏上，对自由与个性的呼唤依然是那么苍白无力。
然而，故事没有到此结束。最后，始终置身事外的酋长搬起墨菲尝试多次却未能搬起的大理石水槽，砸破铁窗，逃离了疯人院。离开之前，他久久注视着失去独立思维的墨菲，拥抱告别之后拿起枕头闷死了他。墨菲的灵*以这样的方式解脱了肉体的桎梏，而酋长以墨菲向往的方式逃离至自由的原始森林。结局没有采取“单枪匹马拯救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套路，而是以这样一种更为自然的方式给人以沉思和希望。无疑，结局的这种独特处理升华了文本的批判性本质，也以更深入人心的方式启迪观影者思考。
三、现实喻指
小说原本和影片中的丰富隐喻有多重现实所指，依据弗莱的整体性文学批评原则，考察文本产生时期的社会语境及文本作者的个人经历能帮助我们对其现实意义有更为准确的把握。综合小说发表时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现状和小说作者、影片导演的个人轨迹，我们对于影片隐喻的现实理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对自由和个性的呼唤。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是一种普世价值，在标榜“平等、自由、民主”的美国社会，这种呼声表现得尤为强烈。本片借逃离疯人院之隐喻表达了对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渴望。
其次，对精神病院管理制度和临床医学体制的抨击。小说作者肯?克西曾参与过精神病院的药物试验，对医院内部的管理体制和治疗手段颇有亲身感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精神病院对病患采取诸如电击、服用迷幻药、实施脑叶切除手术等种种非人道的“治疗”手段，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道德底线，饱受社会各界诟病，因而成为反体制派集体宣泄社会不满情绪的重要目标。（吴永强，2014：149）作家以其亲身经历为依据，以文学的方式在小说中表达了对疯人院管理和医学体制的深刻抨击。
第三，反体制，反权威，崇尚叛逆。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破灭的时代（菲子，2002：68）东西方冷战、深陷越战泥潭、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保守主义卷土重来，社会矛盾正以最为激烈的方式释放出来。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多元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等纷至沓来。身处这样一个体制混乱而又思想繁荣的时代，作者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现存体制的不满以及对冲破体制樊笼的向往。
第四，反霸权，反专制。原籍捷克的导演米洛斯?福曼亲眼目睹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当苏联*队闪电攻入捷克首都布拉格时，这位“捷克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与其他众多艺术家一起流亡欧洲，最终于次年辗转来到美国。（WM，2002：67）1975年，福曼拍摄了《飞越疯人院》，他的个人经历无疑为剧本带入了新解读。于导演而言，片中的疯人院也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霸权、专制权力机关，而他自己则是成功逃离疯人院的叛逆者。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7RB1124B）及“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CX04007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WM.丰富的隐喻 微观的象征――关于米洛斯?福尔曼的影片《飞越疯人院》[J].电影文学，2002（11）.
[2] 菲子.破戒――关于《飞越疯人院》[J].电影文学，2002（11）.
[3] 郭琳.“隐喻”概念与弗莱的文学批评[J].人文杂志，2011（04）.
[4] 毛宣国.诺思罗普?弗莱的修辞批评理论[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5] 吴永强.疯狂的机器――从认知角度探讨《飞越疯人院》中的概念隐喻[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6] 张涛.无力的挣扎――论米洛斯?福曼电影中个体与社会冲突的存在主义影像化[J].当代电影，2010（02）.
[作者简介] 韩辉（1982― ），女，山东滨州人，硕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与翻译。
